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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:汨罗江底的神话

2020-07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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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传,战国时楚人屈原,忠君爱国政绩斐然,却因此受佞人排挤而被楚怀王疏远,后来更愤而辞官自我流放。得知楚国终为秦国所亡后,屈原在绝望中自投汨罗江而死。民衆爲了纪念他,划着龙舟向江中投下粽子喂鱼,以防止屈原的遗体爲饿鱼所伤。

笔者不明白,果真要餵鱼,爲何要用粽叶把糯米包起来呢?但无论如何,华人乃至东亚文化圈内的人们依然延续着在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(当然平时也会吃)。而两岸四地,也竞相办着龙舟比赛——中国各个城市的公开赛,香港的邀请赛,澳门的国际赛,还有台北的国际锦标赛。

屈原:汨罗江底的神话

中国的粽子大致分成南/北方粽,当然还有广东、广西等各地不同的风味。台湾的粽子则分成南/北部粽(台湾网民最近还为两者孰优孰劣争得不可开交),但大抵算作中国南方粽那一脉。粽子的派系那麽多、传播那幺广,必然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古典文学大家闻一多曾经写过〈端午考〉与〈端午节的历史教育〉,认爲划着龙舟向水里投下粽子的习俗,起源于古时吴越之地的讨海人。他从人类学的角度,认为古代吴越人「断髪纹身」,假扮自己是水神蛟龙之子以求多福,而端午节便是图腾祭祀的节日,总之,「端午是个龙的节日,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——不知道多远呢!」

千年后,求生已经不难,要追求的是「生得光荣」。图腾崇拜不再发挥效用,端午节要继续地吃粽子、划龙舟就需要注入一个新的时代意义,而屈原(或是屈原自沉汨罗江这件事)就担负起了这个责任。闻一多便说:「但爲这意义着想,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徵?是谁首先撒的谎,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,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!端午,以求生始,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,这谎中有无限的真!」

于是,千百年来,「屈原的死」一直象徵着忠君爱国,无论那个「国」古今流变了多少回——从楚国到秦国,历经唐、宋,又被元、清帝国殖民,一直延续到了中国(不论ROC还是PRC)——从战国,到天下,再到现代民族国家。1944年,孙次舟教授发表〈屈原是「文学弄臣」的发疑:兼答屈原崇拜者〉认为屈原不过是个弄臣,「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係」。据说,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无数的口诛笔伐,孙教授遂複作〈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〉,坚持己见。同样精熟屈原的闻一多撰文〈屈原问题——敬质孙次舟先生〉,虽则承认「以屈原爲弄臣,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」,但认为这一点无碍屈原作为反抗者的伟大存在。

屈原究竟为何而死?是因为弄臣失宠失意而死吗?还是忧国忧民,绝望而死?但更核心的疑问是:屈原为何而死,怎幺就成为了我们所念兹在兹的问题了呢?无论屈原心里想什麽,我们都无从得知,他为爱人楚怀王而死没问题,因为盲目的愚忠思想所累亦说得通,因为超越时代局限的反抗意志而死都行,一直在骚动着要个说法的,归根结底还是后人。

更有甚者,胡适先生曾怀疑过:「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幺人,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?」但说到底,「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」又有什麽关係呢?他活过也好,早已尘归尘,土归土;没活过也罢,后人的记忆到底也不需要那幺一具尸体来佐证。我们所相信、纪念、传诵的「屈原」与不论存在过与否的那个「屈原」又有何关係?

胡适先生有一句话广为人知:「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」,这句话也有一个学术些的版本——BenedettoCroce所说的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」。到底,历史(history)不过是对过去(thepast)的论述。历史和故事的界限模糊不清,一个历史/故事或许只是过去的一个剖面,也可能是过去在当下的一个投影,甚至,是今人幻想出来的一段关于过去的故事。

念念不忘,必有迴响。1998年杜国威以舞台剧的形式来重新诠释梁祝(谢君豪与盖鸣晖分别饰演梁山伯与祝英台)。其中有一个桥段被安排在了端午节前夕——

私塾先生考同学们对《离骚》的解读,答对的才可以去看龙舟竞渡。梁山伯回答说,屈原深爱着楚怀王,是因为失恋而自沉。他是殉情,而不是殉国,「爲什麽我们不能欣赏屈原的勇敢殉情,而一定要将他神化,歌功颂德,冠以天经大义?」但山伯读的是圣贤书,岂可胡说八道,一派胡言?此一言论引起轩然大波,先生说他妖言惑众,罚他整晚跪在孔子像前。而下一幕,先生在家对他的妻子坦白:梁山伯讲的是事实,但他坚持的是道理。让山伯讲话,社会会变,道德规範要重写,又如何能再教导学生要忠君爱国呢?

或许,杜国威对屈原的解读更接近过去的真实,但屈原已然是一个神话。正如RolandBarthes所说:神话是被过度正当化的言谈;神话并不隐藏任何事物,它的功能是扭曲。「屈原」被印刻在文化、历史以及仪式中,在赛龙舟与吃粽子的时候被不断地请出来供奉,而托神话屈原之口说出的,不过是一句:「殉国伟大」。一个神话,不外乎是一个等待被拆穿的谎言。

屈原:汨罗江底的神话

杜国威的梁祝里头,设定梁山伯为同性恋者,爱的是男儿身的祝英台,无法接受她原为女儿身,悲痛中吐血身亡——正像屈原。1998年上映的舞台剧,加上1989年到1998年每年举办的「香港同志电影节」,隐隐中推动了次年香港同志社团请愿将端午节改为「同志节」,将屈原尊为华夏的第一位同志——另一个神话的屈原。

另一个常常被提起的例子,当属岳飞。如果秦桧不过是个鸽派,为免生灵涂炭,那幺鹰派的岳飞何尝不是割据的军阀?古代中国历来有天道循环,北边的汉人,或许已将金国视作新的正朔,南宋不过是垂死挣扎、失去道统的旧朝。岳飞是爱国、愚忠,还是拥兵自重、战祸绵延的始作俑者,是无法期待后世历史给出答案的。明朝重写元史,搬出岳飞来号召爱国,近现代的国民党、共产党建政后也莫不如是,广设岳飞庙宣扬民族主义。历史只给出看法,主流的历史给出社会期待的看法,不过尔耳。而岳飞,任凭你怒髮冲冠,还是生灵涂炭,俱往矣,史书上这个墨印的名字,秦桧跪像前那个金属的赳赳武夫,又与你何干?

类似的事,一定无穷无尽,只要人类的想像力依然无远弗届,那幺历史与神话终究会彼此纠缠。Foucauldian或会将这样的例子,套入Power/Knowledge的关係来理解,每一次知识的建构,都免不了是一个赋权、冲突、转移权力的过程。某程度上,同志平权运动者重现阐释屈原与梁山伯的过程,亦是为自己的行动赋权;而统治者祭出民族英雄、国家偶像,也是在建构正当性。既有的意识形态与新兴的意识形态间,必然会产生拉扯与冲撞。

其实,早期的闻一多在〈读骚杂记〉中倾向于否定屈原因忧国而死,「说屈原是爲爱国而自杀…,说他的死是尸谏,不简直是梦呓吗?」,只有「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」。那忧国的说法何以占据历史论述的主流,闻认爲这是将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结果——「一个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程度,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……时间愈久,偶像化的程度愈深,而去事实也愈远」。将屈原重新送上神坛的,是后期皈依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闻一多,他特别撰文〈人民的诗人——屈原〉,屈原顺理成章地契入了他唯物主义史观的阶级斗争分析中,成爲了「生得光荣」最适当的象徵。闻一多的解构,夺了专制皇权的权,他的建构,又赋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权。终于,国民党的子弹,夺走了他的命,他的死与死后的他,成爲了中共常常塑造的一个神话——

他成了屈原。

屈原:汨罗江底的神话

今时今日的端午节,或许更多意味着一天的假期和家人的团聚,也或许归根结柢是一盘赚钱的生意。死在照相技术发明前的屈原,被后人勾勒出了画像,印在了课本上,又被莘莘学子们恶作剧地左添一笔,右添一画。屈原被消费着,神话在崩解着,龙舟竞渡成了体育,大肉粽子唾手可得。

如果屈原的真身还在汨罗江底数着身边的游鱼,望着这世事的纷扰,是否会写下新的《离骚》?